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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那些被家暴的孩子|大城市里“极小众”的反家暴社工

2019-11-08 08:45:00 阅读量:1725 作责:匿名

"这孩子习惯了回来,现在他要去上学了。"小春的祖父在电话中仍然对社工黄李颖有些戒心。这是9月3日,黄李颖为家庭暴力儿童小春服务的第9天。

然而,黄李颖强调,“这是我们作为社会工作者能够参与整个过程并取得良好结果的少数案例之一。”

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已达120多万人,其中获得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的有43.9万人。受香港相对成熟的社会工作文化影响,深圳是内地第一个引入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的城市。然而,即使在深圳,也很少有社会工作者深入参与家庭暴力案件。

"深圳有多少专业社会工作者活跃在反家庭暴力儿童的前线?"记者问道。

黄李颖现在在深圳龙华区妇联家庭暴力保护中心工作,他说:“反家庭暴力社会工作者是社会工作界的一个非常小的领域。这个城市的人不超过20人,更不用说孩子了。”

然而,针对儿童的家庭暴力并非小概率事件:北京青年法律援助研究中心发现,2008年至2013年媒体报道的697起针对未成年人的家庭暴力案件中,84.79%是父母暴力案件,而80%以上的家庭暴力受害者不满10岁。

外人很难了解家庭暴力,遭受家庭暴力的儿童更难寻求帮助。

在离湖北省监利县近1000公里的地方,法警万飞每月处理100多起暴力案件。他有资格成为一名社会工作者,但当他回访时,他经常再也找不到孩子了——“因为大多数孩子在自愿报警时都会使用父母的手机。"

为什么是家?许多有类似困难的孩子渴望得到答案。

求救

当黄李颖第一次在学校遇见8岁的小春时,深圳是个闷热的六月,但小春一直戴着一顶帽子。

她鼓励小春脱下帽子,看他的头被纱布包着,这是一个新伤口。裸露手臂上的瘀伤是旧伤。

小春是一个离异家庭的孩子。他五岁时和他的工作父亲来到深圳。是他父亲的女朋友袭击了小春。在最初的对话中,小春称施虐者为“母亲”。谈了半个多小时后,他开始称施虐者为“阿姨”。谈话结束时,标题改为“继母”。

黄李颖和小春建立了真正的信任,也许从电话和手表响的那一刻起。父亲一直打电话给小春,但小春害怕得不敢接。黄李颖拿起电话宣布,“你目前的情绪状态可能不适合和孩子直接交流。”

黄李颖陪着孩子去了警察局。当警察问孩子情况时,小春对门被打开非常警觉,反复问:“爸爸要来看我吗?”

黄李颖注意到了这个细节,提醒在场的人减少进出房间的次数。这孩子逐渐放松了。

警察随后询问了小春被击中的工具,但是没有人能理解小春描述的工具。小春主动提出画画。白纸上出现了一个蚊香和一个金属滤器。

犯罪的第二天,父亲的女朋友被依法拘留。

事实上,去年9月,一些好心的家长向社会报告说,他们的孩子可能遭受家庭暴力,因为小春已经很多天没有上学了。然而,当时,在警察和社区工作人员探访他们的家后,只有父亲给予口头保证。如果学校在今年6月未能实施强制性报告制度(即学校、医院、社区和其他单位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涉嫌遭受家庭暴力,应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对肇事者的威慑作用可能在口头警告时停止。

黄李颖是深圳鹏星家庭暴力保护中心(以下简称“鹏星”)的社会工作者。鹏星共有3名社会工作者。她在美国学习获得了社会工作硕士学位,是该中心的主任。黄李颖通过社区介绍和其他渠道联系的10名家庭暴力未成年受害者中,4名是主动寻求帮助的儿童,年龄都较大。孩子们的非暴力亲属报告了另外5起。然而,只有小春是通过强制性报告被发现的。

在深圳龙岗一个工业园区旁边的城中村里,只有10岁的方舟子能够引起社工丁丽的注意,因为方舟子今年年初突然从100多米外的家中闯入该组织图书馆的书桌,藏在了恐慌之中。

那一天,方芳的妈妈失去了控制,拿出衣架给方芳。在丁丽的眼前,方方瘦得像木头一样。他的肘部和膝关节覆盖着乒乓球,他的身体覆盖着许多划痕。

"她说我是个扫把星,当我回家时,我开始倒霉了。"方芳讲这个故事时,眼里充满了仇恨。两年前,方方从家乡被调到深圳。他的家人还有一个刚满18岁在工厂工作的妹妹和一个不到3岁的妹妹。方芳觉得她是家里“最多余的人”,如果她家务做得不好,就会受到殴打和责骂。父亲对家庭纠纷越来越漠不关心,有时他会殴打和责骂妻子和方方。

丁丽为维护女工权益而创造的公共空间是方方寻求帮助的唯一途径。在这里,丁丽曾经带领孩子们排练一部反对家庭暴力的戏剧。

“即使我每天在这个社区工作,也很少有孩子能出现在我的眼前。”31岁的反家庭暴力社会工作者丁丽说。

方芳(左)和他的同学在丁丽建造的图书馆里玩游戏。杨淑媛照片

矛盾

黄李颖在和小春在一起的头几天问他:你想见见你父亲吗?小春坚定地摇摇头。

在当地妇联、公安和民政部门联合干预后不久,小春被暂时安置在深圳青少年救助保护中心。黄李颖参观了小春,一个临时的“家”:小春和另一个男孩共用一间卧室,扮演一个模拟父母的角色来照顾他们的叔叔和婶婶。

然而,小春对黄李颖的到来并不感到惊喜,也没有主动问起他的父亲。

事件发生后,龙华区妇联向法院提交了小春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其中明确指出,“在将案件所有人临时安置在他家之外期间,禁止父亲单独与案件所有人联系”。

小春是否能回到他原来的家庭曾经是办案人员讨论的焦点——孩子的父亲没有直接参与家庭暴力,但在羁押中确实存在失职行为。

正当小春的父亲想通过黄李颖了解他孩子最近的情况时,在每一个指控孩子的电话里总是有一个“但是”字,“我做错了,但是他真的不听话……”

在他父亲看来,小春“偷了家人的钱”并“拉起了女孩的裙子”。然而,当黄李颖向班主任寻求证据时,班主任否认小春在学校表现异常。

今年八月,我父亲应邀参加了一个关于小春的各部门联席会议。在那次会议上,他仍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再次谈到了他对小春的不满。

演讲结束时,一位与会者问父亲:“你责怪孩子们吗,你有没有想过这些情况与你一年到头都没在家接受教育有关?”父亲沉默了。

小春的父亲改变了主意,愿意透露小春母亲的联系方式。在没有改变父亲对小春的监护权的情况下,小春被祖父带回了家乡。

正是在那次联席会议之后,黄李颖丰富了小春父亲的肖像。

“犯罪者的形象有相似之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倾向于把问题归咎于他人,无法承担自己的家庭责任,也缺乏控制情绪的能力。这些共性与职业、经济地位和教育水平无关。”黄李颖说,“肇事者非常‘危险’。你可能对他的经历有同感,例如,他们确实有自己的成长困难。”

“当社会力量介入时,大多数施暴者往往表现为‘教育者’,而他们的家庭暴力只是‘不当教育’。”万飞对此表示同情。他曾经对该县一所幼儿园的儿童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7%的儿童遭受了监护人的家庭暴力。

丁丽另一对母女的家访也证实了丁丽的一件事:在亲子家庭暴力关系中,受害者和肇事者的角色处于复杂的共生关系中。

九月初的一天,方芳失踪一个多月后出现在图书馆。原来,她妈妈认为她在家里的作业上浪费电。晚上,方方在图书馆呆到很晚,不想回家。她坦率地说,她有自残的想法,磨了磨菜刀,跑到大楼的顶层。

这是李丁第一次听到方芳这么说。晚上,丁丽和记者把方芳带到楼下。

然而,第二天方芳的心情逆转了:她蹦蹦跳跳地去了图书馆,穿着她唯一的衣服,拎着一个只有心情好的时候才会带的小包。原来,中午放学后,她害怕挨骂,饿着肚子跑到同学家,但妈妈用温柔的声音送了一碗鸡蛋面。

“事实上,当孩子们报告他们的家庭成员时,他们的态度是自由的。当情况好转时,他们会保持沉默。年幼的孩子更依赖父母。”黄李颖发现小春的父亲有一种复杂的矛盾心理,他偶尔会成为家庭暴力的“帮凶”。小春说他父亲也玩,但是他玩得不一样。

战胜

黄李颖用“有些沮丧”来形容她的社工家访经历:有时,双方在她面前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直接争吵和扭打;通常情况下,双方可以“不需要”就将黄李颖拒之门外。

几年前,情况可能会更糟。在2016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之前,面临这些家庭暴力事件的社会工作者的权利和义务尚不明确。

丁丽经历了许多“重复的聚会”。方方来到丁丽寻求“避难”后,丁丽决定去方方家。五口之家住在一间超过10平方米的单人房里,但她的母亲王琦非常干净。

在那次家访中,王琦冲着李丁哭了,并重复道:“我该怎么办?”大女儿和二女儿都是留守儿童,她没有抚养他们的经验。后来,他家乡的老人身体不好,所以夫妇俩带着孩子去了深圳,正好是最小女儿出生的时候。三个女儿处于不同的阶段,她不知所措。

她说孩子的父亲从未提供过支持。结果,对着孩子大喊大叫,对身边的人施以体罚,成了她与女儿相处的日常方式。

丁丽注意到一个细节:方方的父亲在家访期间突然发微信,王琦立刻笑了。

丁丽决定与方方的父亲沟通,并与王琦达成共识:方方放学后带妹妹去丁丽做作业,这样王琦就可以腾出时间做家务,方方也就摆脱了被母亲要求做家务的困境。

没有家庭暴力的日子只持续了两个月。丁丽发现他要到暑假才会回来。方芳告诉丁丽,他妈妈怀疑她要去丁丽投诉,甚至讽刺孩子:“你妈妈不是丁丽吗?她会支持你的!”

就在几周前,丁丽在她的朋友圈里看到了一张王琦手流血的照片。当丁丽问到情况时,王琦回答说她丈夫在争吵中伤害了她。当丁丽问她是否需要帮助时,她停止了回答。

几天后,丁丽本来要和王琦预约家访,却发现王琦黑了她的微信。

丁丽只能暂停探亲计划。她能做的就是从孩子的父亲那里接到方芳的电话,并通过短信告诉他家里的困难。

"社会工作者真的不能对犯罪者更加严厉吗?"黄李颖曾在纽约一家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帮助的机构实习。在纽约,为儿童保护服务提供服务的社会工作者有权探访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家。

“对社会工作者来说,家访在小案件中是必要的程序,但问题是谁给了社会工作者探访的合法性?”黄李颖说,目前,社会工作者通常被派往社区、妇联或民政部门。如果拥有执法权力的警务人员不属于弹性家访的范围,“目前更好的解决办法是多部门联动。社工代表多个部门进行家访,既合法又灵活。”

具有多重身份的万飞一直向该县反家庭暴力特别培训的一线警察强调,走出警察局后向家庭暴力案件的肇事者发出口头警告并尽可能提供书面文件是一种坏习惯。到目前为止,监利县的公安系统已经发出了500多封关于家庭暴力的警告信。根据警告信的统计,家庭暴力的复发率为1%,而以前口头警告的复发率仅超过10%。

修理

还有一种家庭暴力,更难以察觉。

一位因家庭暴力而离婚的母亲向黄李颖透露,她初中的儿子小杰很叛逆,总是谈论“死亡”这个词,甚至有自杀的迹象。

“当夫妻之间发生家庭暴力时,孩子会被父母的感情撕裂和伤害。鹏兴的负责人孟莉去年接触到一个案例:为父母有家庭暴力的孩子玩沙盘游戏。这个孩子画了楚江和汉朝的相反的边界。河两岸有许多飞机和大炮在交战,而河中有一艘小船。孩子说,“我是船。他们都请我帮忙。我该怎么办?"

黄李颖提议采访萧杰。第一次面试时,萧杰不情愿地走过来,用封闭的答案回答了所有未回答的问题。在第二次采访中,黄李颖试图站在萧杰一边,谈论学校。气氛有所改善。萧杰表达了他对母亲的感情:“我知道她很关心我,但她太烦人了”;谈到他的父亲,小杰只说,“我非常恨他”。

记者曾采访过2016年死于家庭暴力的内蒙古女记者红梅的儿子。红梅的悲惨死亡已经广为人知,但是很少有人问目睹母亲被父亲暴死的孩子们是如何受到影响的。

所谓的风眼,也就是台风中心,看起来天气不错,但实际上它正在汹涌澎湃。就像一个暴风骤雨般的孩子,看起来很平静,但是看起来很平静。

“我们中心的社会工作者定位于在家庭暴力的紧急干预阶段提供帮助,”但黄李颖意识到,也许社会工作者应该在儿童暴力案件中走得更远。

她列举了两种当前主流的儿童保护模式:以儿童保护为中心,以家庭服务为中心。黄李颖倾向于后者的工作理念:“前者反对被虐待的孩子和被虐待的父母,有时会加剧矛盾;后者将家庭暴力视为家庭功能障碍的表现,致力于修复家庭功能,这更符合人类社会的逻辑。”

中秋节那天,丁丽告诉记者一个好消息:方方的妈妈在中秋节前几天带方方去了图书馆,方方以前从未踏足过图书馆的爸爸也在这几天出现了。丁丽看见他的父亲和女儿手牵着手。

采访结束时,丁丽谈到了他坚持做一名反家庭暴力社会工作者的决心:当他3岁的儿子在家弄坏电视机时,孩子的父亲惩罚孩子站在电视机前。孩子因为害怕一直在哭,但是孩子的父亲不让丁丽走近半步。当时,丁丽选择报警求助。“这是家庭暴力。”丁丽沉重地说。

"孩子真的属于成年人,可以让他们自己支配吗?"丁丽记得方芳上气不接下气,在被殴打跑出房子后问她。

今年9月,方方参加了丁丽组织在公益组织网络募捐中的视频众筹。拍摄这段视频时,丁丽特意安排方方在十多人的快板中说,“家庭暴力不是家庭问题”。

(除了黄李颖、丁丽、孟莉和万飞,本文都使用假名)

总编辑:林欢文字编辑:林欢主题地图来源:视觉中国图片编辑:朱琳编辑信箱:eyes_li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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